引述自: 全球中央雜誌／【文 劉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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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在都市中流浪
本來就沒有太多的夢想
特殊的血液流在身上
不知道明天是否依然
原住民生活非常茫然 受傷時
想要回到故鄉
一直是在勉強地偽裝 不知道
明天是否依然
好想回家 好想回家
其實 你和我都一樣
年輕人賺錢待在工廠
小女孩被迫壓在床上
暸解到生存並不簡單
不知道明天是否依然
原住民未來到底怎樣 說起來
還有心酸
答案是什麼我也心慌 不知道
明天是否依然
好想回家 好想回家
其實 你和我都一樣
都一樣
～〈好想回家〉，達卡鬧
台灣原住民歌手達卡鬧的歌詞，那樣淺白，卻那樣深刻。道出原住民的心聲，也勾勒出原住民在現實社會裡的樣貌。
法律地位有了 原民實力仍須強化
十年前，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孫大川在著作《夾縫中的族群結構》（聯合文學出版）中，提到對原住民黃昏處境的焦慮。他曾預估，人口約50萬的台灣原住民族群，其主語言、風俗文化在國家體制的滲透下，於19世紀上半葉，會和平埔族的命運一樣消失。
然而，根據孫大川的觀察，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造成一個本質上的改變，台灣人開始問台灣人是誰？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定位？接著社會運動萌芽，這些「為自己定位」的轉變卻為原住民帶來喘息的機會。
1949年國共內戰，此後台灣處於和中國大陸割離的處境，當漢人開始思考自己文化的根源，並從大中國角度去看過去的文化時，常常會忽略與本地文化的關聯。現在，越來越多台灣人承認自己有原住民的傳統，換句話說，「台灣對祖先的認同讓原住民有現實的政治價值，」這樣殘忍的事實，孫大川說得很超然，「即使小心也可能被拿來操作。」
因此，即使原住民族群小，各方面相對落後，「但誰也不敢去否認它的存在」，孫大川認為，這對年輕人來說，看似脆弱但實際上是好機會，「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機會。
長期以來，台灣從日本殖民到國民黨統治，國家一律以「山地平地化」、「同化政策」等政策對待原住民，直到1991年修憲，將山胞納入憲法；1994年「原住民」名稱正式取代「山胞」；1996年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工作權保障、身分認同和找回姓名權等等；甚至到了2000年民進黨執政，陳水扁政府為了切割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主張台灣原住民與中華民國是「夥伴關係」、「國與國關係」，將「原住民符號化」的情況推至高峰。
現在孫大川則積極推動通過《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整體來說，「從法律到行政，已建立一個客觀的架構。」孫大川說，自17世紀原住民開始漢化以來，至少在近四分之一世紀裡，原住民找到了自己的戰鬥位置。
但孫大川提醒：「客觀環境對原住民有利是一件事，原住民主體實力的強化又是另一件事。」
原民文化表現別被商業化引導
當原住民議題被炒得沸沸揚揚之際，台灣社會對原住民的重視和支持越來越多，孫大川擔心「大家也許覺得夠了，台灣未來可能轉向兩岸問題，原住民議題相對褪色」，因此原住民如何充實主體實力則是關鍵，「若無法藉機會引發主體實力，也是很危險的」。
書寫是一種方式。80年代初期孫大川創辦《山海雜誌》，「以前都是別人寫我們，我們會中文之後也可以寫自己。」如今台灣的原住民文學已經形成，吳濁流文學獎、鍾理和紀念獎等獎項都可見到原住民作家的蹤跡。
近年來，原住民在音樂、歌舞與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更引人矚目，知名歌手胡德夫、作家夏曼‧藍波安等，他們用天賦異秉的歌喉唱出真情，以部落的情感寫出外表不易讀出的惆悵。對部落青年來說，這會是好的典範嗎？他們的族人會覺得被過度消費或引以為傲呢？
「胡德夫和夏曼‧藍波安是一個image（象徵），他們引發的是另外的東西」，孫大川說這兩位都是原住民的「祖寶」。他解釋，一個國家或朝代會消失，但可能因一個人而存在，古希臘就因柏拉圖而不朽。「我很希望胡德夫能得到這樣的地位」，孫大川甚至計畫一年出100萬，讓胡德夫好好做幾場巡迴表演，宣揚原住民文化；頗受日本人親睞的夏曼‧藍波安，文章則被翻成英文和日文等國語言。
表達主體文化，原住民在音樂、文學、影視和工藝等文化創意產業方面，都展現了一定的實力。「比較重要的是會不會被腐化的問題，譬如被商業模式牽著跑，導致脫離主體文化。」
現年57歲的孫大川，觀察年輕一代「比較自然可以表達或承認自己是原住民，歧視的現象也較少」。他從大學帶領山地服務隊的經驗發現，漢人女生嫁給原住民的比例越來越多，「有些人去過部落就離不開那裡」，孫大川說，年輕孩子似乎對多元文化和差異有某種想像，也可能是被原住民那種親近自然、純真的天性吸引，而這也是都市小孩失落的部分。
回鄉耕田 沒錢也可自給自足
即使如此，原住民的工作機會遭排擠，在都市被邊緣化的問題還是存在。回鄉發展常意謂著「失業所以回到部落」，孫大川倒認為，沒職業也沒關係，可以過自給自足的生活，不受金錢的綑綁。他想問的是：國家政策可不可以容許不要太過市場化？部落閒置的土地拿來耕作，「但不要只想換成貨幣，一定要利用、拿去賣」。事實上，這正能讓部落回歸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孫大川的媽媽如今高齡96歲，仍無法接受「沒錢買菜」的說法，她認為菜哪裡需要買。
孫大川舉例，後工業台灣農村的處境也同樣陷入「就業和貨幣」的盲目追求。曾留學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孫大川，看過歐洲農村的景致，仍保留17、18世紀的樣貌，仍使用馬車、維持緩慢的步調；如今台灣農村已見不著牛車耕田的情景，「我們的腦袋已經失去能力，已經被資本主義的邏輯帶著走。」在歐洲，即使土地不耕種，政府也會補貼，他們認為「不耕種」本身就是在做土地的涵養，對土地好就是對生態好，事實上，歐洲政府的心態並非貼補而是一種投資。
「我們害怕，害怕沒有錢就不能生活」。游錫堃擔任行政院長期間，請孫大川為「台灣新的公民價值」起草，他第一件事就想說：「台灣要慢下來，不要再去想發展」。孫大川解釋，這並非指高科技不用繼續發展，而是總目標應放在如何讓台灣像瑞士或比利時那麼美，到農村去還可以看到牛車或用花美化的環境；並整合台灣的客家、閩南和外省文化，及14族的原住民文化，進而創造新的職種和產能。「讓那個〈好想回家〉，不是尋找安慰的、退縮的出口，而是也能產生價值。」
台灣的未來 要看集體的力量
很多時候當我們正關注所謂的「原住民問題」時，其實和歷史上漢人只停留在自己位置上，思考「同化」的觀念一樣。很顯然，台灣要追求進步和改變，是集體的思維而非單一族群的進化或融合；是國家政策與全民的價值觀所主導，而不僅僅關乎原住民本身。孫大川看好台灣是華人社會最有機會實現民主、甚至是品質生活的國家，「但這個願望的達成有賴全民的努力」。
從學者到政府官員，其實心繫文獻工作和哲學研究的孫大川，對於原住民問題，總以「清冷」的態度觀察事實，也敘說事實。媽媽唱的老調，他只能欣賞卻無法與下一代分享，「某些層面來說，很多情感和文化是一代一代死亡的」，孫大川不要求自己的孩子非得學母語，「他有他自己的時代」，重要的是能讓孩子體會一些東西，後代要是有興趣可以循文獻資料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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