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鑾駕，與祭儀 2011/05/01
引述自:發不和諧音，宛如對位法
4月30日，真正把我拉進遊行情緒的，是來自排灣族青年團的狼煙祭儀，團長將小米穗燃燒，夾在長竹竿上，由團員分送三方，最後一根長竹竿領著隊伍出發。儀式中，禮器打擊的聲響，就宛如故鄉廟宇祭典時的鐘聲，也如媽祖婆出巡，運行過家門口時，那種儀式性的音響，神聖而莊嚴。
我當然不是任何一種信仰的虔誠信徒，然而，還是相信，那超越人世的力量是存在著，也許無可名狀，稱呼其為「諸神」，化身萬千。而這些力量，依然時時刻刻，看待著人間眾生。
這一年，國光石化第五度環評那天，是農曆三月十九日，故鄉媽祖誕辰慶典之始。或許是有所預感，總覺得，媽祖婆守護著幾個世代的沿海居民，在這個時候環評，媽祖婆應該不會答應吧！排灣族，以及在4月30日踏上街頭的阿美、卑南與布農各族，甚至是已經長期被核廢料惡靈所危害的蘭嶼達悟族人，其祖靈與天神，當然也會守候著子孫。
當年，還是個大二生時，在曾嬿芬老師的「發展社會學」課堂上，有個主題是發展與環境，請到東華大學的紀駿傑老師來講課，從此，大概不會忘記，他那關於「社會惡物（social bads）」分配的論點。
如果「社會財貨（social goods）」是指大家都想得到的資源，例如醫療與教育資源，分配上必須符合社會正義原則，同樣地，現代生活會產生的，卻是大家都不想要的東西，例如廢棄物或污染這些「社會惡物」的分配，也當然必須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最淺顯的正義原則是每個人得其應得之份，如此，在分配上，應該是製造越多「社會惡物」者，所得的分配應該越多。
然而，實際上，分配原則卻整個被逆轉過來，不僅在「社會財貨」的分配上，資源不均地集中於都會區，而都會區人口在耗用最多資源的同時，也產生最多的「社會惡物」，這些「社會惡物」卻往往被丟棄在所謂的偏遠地區。核廢料是一個極端明顯的例子，以台東縣而言，人口佔台灣總人口數1%，用電量只佔0.44%，卻承載著全台彎所產出的核廢料，終日與惡靈為伍。這幾年，類似的故事一直在發生，從台塑六輕、中科三期與四期，一直到國光石化，這些高污染性的產業不可能出現在都會區周圍的廢棄工業區，總是讓偏遠的鄉鎮所承載，但用掉最多塑化產品與石油，以及所謂的高科技產品，恐怕還是都會人群。
為什麼污染與廢棄物總被分配到偏遠鄉鎮呢？當年紀駿傑老師提到兩個原則。首先是「眼不見為淨」原則，這有點像是家裡的藏污納垢，髒亂的東西，只要藏起來，看不到，也就覺得乾淨了。同樣地，繁華的都會首善之區，當然必須把這些廢棄物丟得遠遠的，看不見，自然就乾淨了。
第二個原則稱為「最小抵抗」原則。試想，當我們要把自己的廢棄物丟到別人家裡時，自然會遭致抵抗，因此，當然必須選擇一個抵抗能力最小的地方，最好是人口少，最缺乏集體動員能力之地。偏遠鄉鎮，同時符合這兩個原則，而台灣原住民的原鄉，更因他們長期以來被邊緣化成弱勢之中的弱勢，成為核廢料這種遺害萬年的廢棄物的理想儲存廠。
即使是遭遇抵抗，都還能用所謂「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與「增加就業機會」的甜蜜糖衣包裹著污染與有毒廢棄物，不僅從台塑六輕、中科三期、四期，一直到國光石化是如此，連核廢料的廠址選定也是如此。然而，這種說詞卻恰恰顯示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強烈排他性，巴西前總統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與法雷托（Enzo Faletto）在他們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書中就寫道：
「無論在核心與邊陲國家，這種形式的發展產生…財富與貧窮、資本積累與缺乏資本、一些人群的就業機會與另一些人群的失業。所以當我們談『發展』時，並不是指達成一個更平等與公正的社會。尤其在邊陲國家，這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所預期的後果。」
貧窮與失業，既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必然會產生的，同時也總是由特定的人群承擔。正是因為所謂偏遠鄉鎮的農漁業者，以及台灣原住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被邊緣化，所以當污染與有毒廢棄物被覆以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的糖衣出現時，誘惑力才會這麼大。否則，讓我們試想，假設核廢料的儲存廠選在台北都會區周圍，「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與「增加就業機會」的誘因到底有多大？
最終，在面對經濟與社會弱勢的人群時，國家公權力與企業總還有一個必殺技：「用錢打死」。目前提出來要回饋給廠址所在地的達仁鄉南田村以及周圍鄉鎮的回饋金為五十億。我們一再看到，這種大筆回饋金的湧入，往往深具分裂社區以及抵抗運動的能量，當有些人群還在堅持著要守鄉衛土的時候，總會有些人心想，拿著回饋金，拍拍屁股走人。再者，這牽涉到販賣土地這種「虛構的商品」時，會有什麼後果。
早在一個世紀之前，Karl Polanyi已指出，在朝向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勞動力、土地與貨幣這三種本來不是商品的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成為必定具備的要素，又必須以商品的形式，透過市場交易的機制（工資、地租與利息成為這三種要素的「價格」），來確保這些商品得以源源不絕地被取得。而交易土地，後果是：“To allow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be sole director of the fat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indeed, even of the amount and use of purchasing power, would result in the demolition of society…Natural would be reduced to its elements, neighborhoods and landscapes defiled, rivers polluted, military safety jeopardized, the power to produce food and raw materials destroyed…no society could stand the effects of such a system of crude fictions even for shortest stretch of time unless its human and natural substance as well as its business organization was protected against the ravages of this satanic mill.”。
易言之，一旦在缺乏保護機制下，市場經濟變成「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將人類社會絞成一團碎肉。
原住民族，在對於人跟土地的關係的反省上，以及對於土地商品化的拒斥上，往往走得最遠，我們不僅聽過耳熟能響的西雅圖酋長，在核廢料的預定廠址，阿塱壹古道上的牌彎族大龜文王國王室，也有自己的宣言：
「…多麼可怕的想法啊！你們竟想用50億元購買這片土地，只為了丟棄你們自己製造出來，卻無法處理的核能廢料；只為了將那會危害你們生命的有害物質，丟得離你們越遠越好；你們卻不在乎，這裡是原住民族的家園，是我的族人世世代代安身立命的所在。…你們怎麼可以買下太平洋岸溫柔的海風、絢爛的陽光和壯闊的山川？你們怎麼可以買下部落裡小孩天真無邪的笑靨？你們怎麼可以買下族人身體的健康和永遠的幸福？你們怎麼可以買下承載原住民族千年歷史的阿朗壹古道？你們怎麼可以買下在藍天白雲下自由飛翔的老鷹？你們怎麼可以買下在浪濤中合唱石鼓天籟的南田石…這是我的家邦，不容你們任意侵犯，你們沒有資格問我為何拒絕核廢料，因為那是我天生的權利，就好比強盜沒有資格問屋主為何不滾出去。我的祖父的祖父們從小就在這裡狩獵、採集、捕魚、耕種，將來我的孫子的孫子們，也將繼續在這裡狩獵、採集、捕魚、耕種…」
最難能可貴的是，在面對巨大的金錢誘惑下，仍然可見，拒絕與撒旦打交道的抵抗精神。
回到4月30日的遊行場景。信仰儀式為這場遊行做了開場，對我而言，越晚近，也就越覺得社運遊行與宗教信仰之間有種類似性。這種類似性恐怕不只是Emile Durkheim所說的「集體意識」，固然，沒有社群，沒有宗教；沒有人群，也就沒有社運遊行。兩者同樣涉及集體行動，一種集體的情感表徵。然而，自己體會得更深的是，一種樸素的虔敬，那是「敬天」。
基督教會中有一句話說得太好：人的盡頭，是神的開始。固然，人們透過信仰活動，常常具有功利的性質，或稱為是「交易」，希望透過某種信仰儀式，達成某種結果，或許以Max Weber的術語，可以稱為是種「目的不理性」的行為。然而，這幾年，我卻傾向認為，除了「交易」性質外，信仰之心其實是樸素的，畢竟，面對浩瀚神靈，如果希望以一些有限的人類行為來「交易」些什麼，未免太不自量力。或許，更多的時候，只是一種心意，面對無常人生，太多大於己身，而無可控管的力量，人們承認自己的微小，有太多事情做不到，幫不上忙，只能上柱清香，或是徒步朝聖，祈求著那超越力量的慈悲，那是芸芸眾生所唯一能做的，一種微小而樸素的努力。
社運遊行也是如此，面對侵害人民的國家公權力，以及財團力量，微不足道的黎民百姓無法與之對抗，或許也已經不敢期待，公部門的力量能保護人民免受市場化力量的侵害。此時，廟宇鐘聲、路經家門口的慈悲媽祖，以及祖靈與天神的看護，成了其子民所唯一能期待的。同時，也只能身體力行，以腳丫子，在街頭上，進行最微小與最樸素的訴求。
或許是這樣，農曆三月十九日的鐘聲、二十日的媽祖鑾駕，以及4月30日的狼煙祭儀，才會如此地令人悸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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